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来源: | 作者: | 日期:2025-11-14 11:20:42 | 阅读: 56
来源:学习时报
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
“十五五”时期国际环境的机遇与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趋势,沉着应对挑战,善抓机遇、化危为机。
国际环境变化趋势。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际竞争加剧,各国对市场、资源的争夺更趋激烈。大国博弈日趋激烈,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科技、地缘等多领域持续施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主要国家围绕技术制高点的竞争加剧。我国面临通过创新实现赶超的机遇,也存在错失技术窗口的风险。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推进,推动能源、产业乃至生活方式系统性变革,带来绿色技术、产业、服务新机遇,但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深入调整,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机制承压,区域合作与诸边协议成为规则制定新平台。国际社会对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期待上升。
面临的风险挑战。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围堵遏制具有全面性、长期性,迫使第三国选边站队,影响跨国公司战略布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呈现短链化、区域化等趋势,中国产业链外移压力增大,经济安全风险上升。在国际市场“两头受压”: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向高端制造迈进时,又遭遇发达经济体市场壁垒与技术封锁。
可把握的战略机遇。科技自立自强迎来新机遇。全球技术多点突破,为中国在新兴领域实现赶超提供可能。外部技术封锁倒逼自主创新,国内市场支撑技术迭代,海外高端人才引进面临窗口期。绿色转型开辟发展新赛道。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已形成优势,全球绿色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业有望成为“换道超车”重要依托;在全球治理中地位提升迎来机遇,随着综合国力和对外投资增强,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发挥枢纽作用。美国国际信用下降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供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契合国际期待,有助于提升中国影响力。
面对“十五五”时期的复杂环境,我们既要正视风险,也要敏锐把握机遇。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应对能力,在化危为机中不断提升实力,主动塑造有利国际环境。
深刻领会“两个推动、一个确保”重大意义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杨伟民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两个推动”,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根据目标导向原则,实现“一个确保”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根据问题导向原则,解决当下经济发展问题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动力转变、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十五五”时期,任务更为艰巨——2024年人均GDP约1.35万美元,需未来10年以美元计年均名义增长5%,才能在2035年实现翻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各方共识下,未来5年我国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为4.5%至5%。达标不仅要保持合理增速,更要扭转价格疲弱态势:2025年前三季度实际增长5.2%与名义增长4%之间的1.2个百分点差距,直接影响目标实现。目标设定遵循“上行期取下限防过热、下行期取上限激活力”原则,我国具备5%左右增长的基础条件,关键是破解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结构优化、治理体系完善等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型开放。
增长动力必须转向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十四五”以来,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87.7%降至71%,外需易受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冲击且出口量增价跌,投资贡献率难以回升至过往峰值。这一全新模式,旨在以国内循环确定性对冲国际循环风险,我国5.4亿低收入和中间偏低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就能有效消化产能;供给侧需通过创新驱动、科技自立自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消费扩大升级提供支撑。
消费拉动的核心保障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达4亿人,但五等分法下高、低收入组差距达10倍,2024年最低收入组2.8亿人月均收入约800元,消费能力受限。“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降低政府与企业尤其是金融部门占比,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提高收益上缴比例,提升最低工资与养老金待遇。
“两个推动、一个确保”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抓好落地实施,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必将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加快完善分配制度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教授 高培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并将之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全会部署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几乎都与分配格局的深刻调整紧密相连。鉴于此,围绕“加快完善分配制度”可作出三点判断:紧迫性前所未有、艰巨性不容低估、虽有困难但必须推进。
紧迫性前所未有。提振内需成为当务之急。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仅为疫情前5年年均增速的一半。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更是财富积累的结果。以分配制度改革为抓手,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是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根本之道。共同富裕目标锁定2035年,分配制度的建设窗口期仅剩10年。改革进入“双轨并重”新阶段,过去侧重收入流量调节,今天必须将流量与存量并举,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同推进。
艰巨性不容低估。中国再分配机制是较突出短板,集中体现于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大支柱,税收制度调节功能受限。全部税收收入中不足10%直接来源于个人,几乎无居民财产税;90%以上税收通过企业缴纳,税负高度可转嫁,导致税前与税后基尼系数差距极小,调节贫富差距能力弱化。社保与转移支付覆盖不均。城乡二元分割与身份差异并存:国有单位正式职工享有完整保障,农村居民、非公单位及编制外人员保障有待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直接削弱再分配功能,使提振消费面临群体间需求与能力差异的复杂挑战。
优先从再分配机制入手。改革必须以税收、社保、转移支付为突破口,系统破解制度瓶颈。完善税收制度,构建现代直接税体系。扩大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范围;在稳定总体税负前提下,提高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以2035年为节点完成税收制度现代化。
完善社保与转移支付制度,迈向均等化与无差别。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源投向民生领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养老保险覆盖所有法定人群;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实现“无差别救助”。
完善分配制度不是简单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深刻制度变革,须聚焦关键问题,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吴卫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新时期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应深入贯彻全会精神,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提升治理效能、推进高水平开放、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是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升宏观调控效能。健全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框架。推动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有效传导,促进货币政策由“量”向“价”转型,加强与财政政策协调,增强调控有效性。
二是深耕“五篇大文章”,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科技金融要构建适配创新的投融资模式;绿色金融应完善标准披露,提升碳市场流动性;普惠金融借助科技降本增效,扩大覆盖面;养老金融丰富产品供给,规范第三支柱;数字金融坚持创新与监管并重,筑牢风险防线。
三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培育耐心资本生态。增强资本市场包容性,更好支持科创企业成长。优化投资者结构,完善保险、社保等长期资金考核机制,畅通“募投管退”循环,营造透明法治开放的市场环境。
四是优化金融机构布局,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发挥大型金融机构压舱石作用,推动中小银行特色化、减量提质,引导政策性机构聚焦国家战略,提升保险、信托、证券等专业服务水平。
五是建设安全高效金融基础设施,夯实发展底座。推进标准建设与系统互联,提升支付清算、征信登记等整合水平,与全球标准接轨。
六是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完善商业银行激励机制,拓展高频与跨境场景,推动其从支付工具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演进。
七是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增强我国金融体系国际化水平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八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针对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健全防范化解体系,明确央地责任,保障市场稳健运行。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十五五”时期,金融系统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根本,深化改革、防控风险,全面提升竞争力与韧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 洪俊杰
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体制承压的新形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彰显了我国主动对外开放赢得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竞争主动的新作为。
自主开放是在无国际条约和承诺约束下,立足自身发展与世界互动需求,按行业特点有节奏、有范围、有层次地主动开放。其核心为“自主”、本质是“合作共赢”,既非对等或协议开放,也非被动开放,而是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作为,同时能将自身开放转化为世界机遇,兼顾“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
当前,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以“小院高墙”对我国进行围堵。通过扩大自主开放可拓展经贸伙伴,构建稳定多元的产业链供应链。以自主开放促进国内外市场、产业、创新、规则联动,提升经济效率与韧性,构建以中国为枢纽的世界性大市场,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国际空间。如今的开放已超越传统关税、配额等“边境上”措施,聚焦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等“边境后”制度安排,应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进行压力测试,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供给。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自身高水平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帮助其更好融入国际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
未来国际合作与竞争核心已非简单成本让利,而是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服务业准入开放,提升国际规则制定引领能力,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到建设者、引领者转变。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是破除贸易壁垒、促进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引擎。应加快进程释放制度红利,拓展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格局。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首创式、集成式探索并推广改革经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发挥对外开放牵引作用,培育制度集成创新成果,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健全国家安全保障机制、提升开放监管水平、完善出口管制体系,掌握国际合作竞争主动权。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赵振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对于增强发展动能、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准确把握深刻内涵。投资于物表现为投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等实物资产。投资于人表现为对全体人群、全生命周期在教育、健康、养老、技能培训等方面投资,目的是提升人的能力和潜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对立统一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需要在投资于物中摒弃传统的为投资而投资、为增长而增长的陈旧观念,更加重视服务于人的因素,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投资于人中进一步明确投资于物的方向,提高投资于物的效益和效率。最终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互动中实现有机结合,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
深入领会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投资于物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全球产业竞争已从“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上持续用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才能筑牢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才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精准把握着力点。短板就是着力点,弱项就是结合部。一方面,投资于物要精准把握投资领域和方向。要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高质量高标准农田、城市更新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力度,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质量;加大科技创新投资,着力加大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建设等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投资于人要着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着力补齐民生短板,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大对生育养育教育、医疗、普惠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投入,提供更多高质量、智能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与逻辑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 董振华
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运用战略思维谋划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动体现。坚持以战略思维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于我们对“十五五”时期从战略价值上坚守正确的方向、从战略布局上进行科学谋划、从战略实践上赢得历史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谋划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由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立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十五五”时期规划制定自始至终都贯穿人民至上这个根本的价值主题。
必须坚持科学方法论,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要客观分析研判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实事求是地谋划制定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各环节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做到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更加注重各领域之间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进行顶层设计,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秩序和活力、数量和质量、机遇和风险、开放和安全、国内和国际、当前和长远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关系,推动各方面工作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实现新的跃升。
面对当今世界动荡变革加剧、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只要保持战略定力,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能够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赢得历史主动,再铸辉煌成就。
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吴志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一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系列举措。《建议》强调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面临深刻复杂的内外环境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机遇,我国具备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条件。但同时,全球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乏力、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性风险挑战与全球“赤字”问题等日益突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倡议,为化解全球风险、完善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了大国担当。
全球发展倡议聚焦人类生存发展与共同现代化,着力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激发动力活力,推动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支柱”。全球安全倡议关注战争与和平、冲突与稳定,致力破解全球和平与安全赤字,倡导对话协商解决争端,营造稳定环境,铸就“安全支柱”。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于文明间的隔阂与互信,致力破解信任赤字,促进交流互鉴,凝聚价值共识,筑牢“文明支柱”。全球治理倡议针对全球治理不公正不合理等问题,致力化解治理赤字,完善多边体系,推动公平发展,完善制度架构,构筑“治理支柱”,强化制度保障。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彼此促进,构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服务和服从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

